您在三年前發起氣候罷課。當初是什麼激勵您這麼做？

在2018年，我開始針對烏干達人民面臨到的挑戰進行探討，也在那時候得知，氣候變化是其中一項。雖然我們曾經在學校裡學過氣候變化，但是我只知道，其長期會造成天氣型態的改變，並未曾意識到，實際上已經對許多人的生活帶來莫大的威脅。
我想了解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因及對社區、人民生活與國家整體產生的影響。我才發現自己早就在國內目睹過這類衝擊，像是極端洪災、土石流與乾旱，於是我決定採取行動。受到格蕾塔‧通貝里氣候罷課的啟發，我也開始在每個星期五抗議，第一次是在2019年1月，我選在附近的市場，至今已過了三年多了。

您自己或是其他人在抗議時，曾面臨哪些挑戰與風險？

在我的國家進行氣候罷課活動跟在歐美是很不同的，其他非洲國家大概也是如此。在歐美，我們會看到有很多人參與，但是在我們這裡就完全不是這回事。在初期，我通常是自己一人，或是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舉著標語牌走上街頭。

首次全球氣候罷課應該是在2019年3月登場。在這個全球性活動中，大家都是和許多人一起籌辦的，但是我卻沒辦法這麼做，因為我沒有資源，也無法得到許可。我的作法是，拜訪當地學校的校長，請求校長讓我跟學生談話並跟他們一起響應。這是我與校方的第一次接觸。

烏干達人非常重視教育，許多父母拼命工作，為的就是確保孩子能夠上學、升學，直到完成學業。學生因而不容易走出校園，因為可能會被迫停學或退學。所以我都是取得許可後，才進入校園去跟學生們談論氣候變化這個議題。

在組織大型氣候罷課活動時，不論是取得許可或是資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還記得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烏干達國會大樓前舉牌抗議時，當時只有我和一位朋友艾爾頓（Elton），由於標語牌上面的字「罷課」（strike）讓當局非常不開心，我們必須向他們解釋，這個活動並沒有任何政治目的。而下次當我還想去國會前舉牌抗議時，他們因為擔心會引起大眾的注意或是造成混亂，乾脆拒絕了我。

一些朋友和其他活動人士曾經因為在國會前示威而遭到逮捕。這些都是我們曾經面對的挑戰。

可否談談您在2019年發起的「Vash綠色學校」（Vash green school）項目？

我在2019年發起這個項目，目的在針對偏遠學校的能源貧困問題，提出符合經濟利益以及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在烏干達的學校中設置太陽能板和對環境友善的爐灶。我們要協助社區與學校轉變為使用可再生能源，因為不是每一所學校都負擔得起、也不是每個家庭或是社區都有辦法取得這些設施。這個計畫得到來自全球各地的贊助，讓我們能夠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形下，在學校裝設太陽能板，幫助他們順利轉型。在烏干達，大多數學校都燃燒木柴來準備伙食，這意味著必須砍伐樹木。這些爐灶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燒柴，但是可以幫助減少烹煮伙食時使用的木柴數量。

我們在學校裡裝設的爐灶，除了可以減少燒柴之外，還可以為廚師降低室內的空氣汙染。透過這個項目，我們將氣候教育的觸角延伸到學校、教師以及父母，讓整個社區參與其中。

這個項目也給了我們機會去跟學生們談論各種氣候議題以及我們為此投入的工作，並且向他們展現，他們的聲音與看似微小的行動其實具有變革世界的力量。直至目前，我們已經完成13所學校的裝設工作。

您在這些孩子和他們家人的行為、態度方面，看到哪些改變？

我們會回學校去了解他們的回饋意見。那些爐灶大幅減少了廚房中的空氣汙染，而且多虧太陽能板帶來電力，學生們可以讀書的時間變長了，因為下雨天時教室往往是昏暗的，根本不利於閱讀。由於這些情形的改善，入學的人數也增加了。

您也提出強烈的訴求，希望保護與烏干達毗鄰的剛果盆地雨林。可否請您多告訴我們一些？

2019年，我在烏干達坎帕拉的一場扶輪社活動中發表演說，演說之後有人提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世人沒有注意到發生在剛果雨林的事。當時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開始研讀資料並學習有關剛果雨林的狀況，才得知那裡一直有非法砍伐、道路建設以及開採礦產這類情形。我記得有一篇文獻寫道，按照目前的破壞情形推估，剛果雨林可能會在2100年以前完全消失。考量到這是全世界第二大面積的雨林，相關的資訊卻那麼少，實在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雨林中存在著瀕危的物種，譬如像是霍加狓（長頸鹿科中一種動物），而剛果雨林是霍加狓唯一的棲息地。除此之外，超過7500萬人的生存仰賴此雨林的存在，這裡更是數千種鳥類、動物與植物生長的家園。我發覺自己必須開始談論這件事。

我開始了自己一個人的抗議活動，主要是在家裡進行。舉例來說，我會製作一張寫著「拯救剛果雨林」的標語牌，透過社交媒體分享出去，我不斷重複進行。記得在第十五天，格蕾塔‧通貝里轉推了我上傳的關於剛果雨林的推文。接下來許多人便開始參與、集結，並分享雨林的照片。我那時才了解，有些人根本從未意識到這個雨林的存在，更遑論那邊的破壞。整個生態系統很有可能在人們不知道其存在的情形之下就消失無蹤。

2020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時，美聯社將您從一張青年氣候活動人士的合照中裁切掉。您的回應強而有力，說道:「你們裁掉的不只是一張照片，而是一整個大陸。」您可以談談這件事嗎？

當我看到他們發布的照片時，覺得又沮喪又傷心。我在記者會上不斷強調的重點之一，就是聆聽活動人士心聲的重要性，特別是那些來自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區域的人士。因此，當我發現自己既沒有在照片裡，也沒有在報導中被提到時，真的感到非常挫折、非常失望。

非洲大陸的碳排放量不到全球的百分之4，然而我們卻看到，有那麼多非洲人民因為氣候危機的嚴重衝擊而受盡苦難。光是在今年，非洲東部的旱災就已經導致超過2600萬人斷水斷糧，加上熱帶風暴安娜在非洲南部肆虐，造成許多人死亡，數千人流離失所，暴雨引起的洪水更是沖毀了人們的農地、工作場所和家園。

氣候危機在非洲大陸顯而易見。在平均溫度超過1.2度的現況下，我們就已經在為了存活而搏鬥，更遑論將來全球預計會超過1.5度的情形。目前在非洲的許多社區，已經造成了嚴重災害，這些社區被邊緣化，沒有人聆聽居民的心聲，也沒有人為他們的故事與遭遇發聲，他們正承受著極大的苦難。

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氣候危機終究會影響到每一個人。也許你本人不會親眼看到，但是你的子孫將會受到影響。

越早讓人們理解到這是一份人道責任，我們就能越早採取行動，建構一個對全體人類而言可持續、公平且健全的未來。這不僅攸關個人，而是與所有人息息相關。這攸關讓世界變成一個安居樂業的園地。看到鄰居過得幸福快樂，看到隔壁的小孩有飯吃，或是可以順利完成學業，這些是人生中真正令人高興的事。

您也曾經強調，女童教育是對應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方法。可以為我們詳加說明嗎？

當人們討論氣候解決方案時，通常提出的是太陽能、綠色空間或是電動車等這類建議，從來沒有人將女童教育視為一個解決對策，或一個頗具效果的方法。「縮編項目」（Project Drawdown）列舉了100種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行動，其中影響力排名第五的方案，就是女童教育以及計畫生育。

一旦婦女自強了，女童受教育了，這不僅為她們個人帶來益處，其成效更會注入家庭、社區以及世界整體。

這也有助於減少為數眾多的婦女和女童在氣候危機惡化時所面臨的不平等現況。在很多社區，不分年齡的女性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特別是在鄉村，因為她們肩負著為家人提供食物及飲水的責任。為了家人，她們必須走上好長一段路去汲水。一旦家人無法再照顧孩子時，有些孩子必須停止學業，而必須放棄學業的，往往又是女童，很多人因此被迫早早走入婚姻。

教育婦女及女童，使她們自強，將有助於減少上述的不平等現象，更會建立她們的韌性，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池田大作會長長期以來主張二十一世紀是「女性的世紀」，也是「非洲的世紀」，這是基於「最痛苦的人最有獲取幸福的權利」的佛教哲學。他曾在2005年與環境活動人士旺加里‧馬塔伊博士會面，就女性的力量及其他議題進行討論。

我非常推崇旺加里‧馬塔伊的成就，多麼希望在學校中能夠認識更多這類女性及她們了不起的貢獻。旺加里是我的模範，我深信她為我們開闢了一條偉大的道路，我們可以從她身上學到好多事情。

2019年，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青年建設非洲未來」（Youth For Future Africa）的小組，之後發展成「崛起」運動。崛起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氣候罷課，我們在國內不同地區規劃、組織活動，聚集盡可能多的青年，到學校跟他們見面，一起抗議表態。此外，我們也規劃工作坊與技能發展課程，以學習身為活動家，我們能如何更完善地推進活動及談論正影響著生活及社區的議題。

崛起包含許多項目。除了我之前提到的綠色學校項目，還有「多種一棵樹項目」 (+1Tree Project)，由伊夫琳・阿查姆（Evelyn Acham）帶領大家種植果樹，將果樹分送給許多家庭。另外一個是艾薩克•森圖姆布韋（Issac Ssentumbwe）主導的「女孩動起來倡議」（Girl On The Move Initiative）。這是一個技能發展項目，協助鄉村女童及婦女學習足以讓她們成為自雇人士或求職時所需的技能。我們相信，在一個氣候正義的世界中，女性能夠獲得資金，能夠有收入，能夠打造符合環保的家，孩子們能夠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崛起致力於確保每個聲音都能被聽見，每張面孔都能被看見。我們竭盡所能，讓每位活動人士，不論他們從事運動的資歷深淺，都能擁有一個發聲及露臉的平台。

在您的著作《更偉大的圖景──將非洲的聲音帶入氣候行動的奮戰》（A Bigger Picture: My Fight to Bring a New African Voice to the Climate Crisis）中，您提出改變社會的10種方法。您有沒有特別想對青年傳達的訊息，尤其是全球北方的青年？

我相信，年輕朋友們常常自問到底能幫上什麼。在我看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一大步了。 我一向建議，在自己所在之處找一個已經有在辦活動的團體，沒有必要單打獨鬥、從零做起。如果你在自己國家裡找不到這樣的團體，但是想參與，那麼我會建議就由你來發起吧！你不需要很多資源，只需要一張標語牌，用一支馬克筆寫下要傳達的訊息，然後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出去。我當初就是這麼做的，這也一再提醒我，任何行動或是聲音，都可以引起改變。

我認為，重要的是讓年輕人了解到，他們的意見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並且已經在轉變世界了。他們的行動同樣如此有力，也正在改變許多人的人生。我們也許無法推動全球規模的計畫，但是我們卻已經在地方層級上看到改變，那就是當我們將這些項目帶入社區時，居民臉上展露的幸福笑容。

不論你採取什麼行動，也許是在社區中推動小型項目，或者是與你的家人朋友對話，都是在為環境、為這個星球、為人類盡一份心力。勿以善小而不為，再小的行動都能變革世界。

你是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想要為難民工作？

隨著更多難民進入荷蘭，特別是我的故鄉代爾夫特，難民青年的人數亦不斷上升，他們因為母國的戰亂，多年來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大約於十年前，荷蘭的教育當局開始為他們提供特別課程，以收窄教育的差距。但是這些課程並不是很足夠，而學生持續因為缺乏信心和表達自己的能力而煩惱不已。他們在戰區的恐怖經歷，影響他們吸收新資訊的能力，因為他們滿腦子仍然充滿戰爭的事情。

在幾年前，一名叫杰倫‧范德齊伊德（Jeroen van der Zijde）的社工贊同並加入我的計劃。我們開辦一種為難民提供額外語言教學的特別課程，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社會上自立自強的特別課程。

以你的學生為例，難民在荷蘭社會以及學習荷蘭語的過程中，面對什麼困難？

最大的問題是，因為缺乏與當地同儕接觸的機會，而導致缺乏口語溝通的技巧。例如，其中一名學生雖然已經在荷蘭生活數年，但仍提到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擁有一位荷蘭人朋友，而且他並非例外，實在是太令人感到遺憾了。

學生經常因為安全感，而只留在與自己相同種族、國家或宗教背景的圈子生活，這現象導致他們更加覺得自己與荷蘭社會格格不入。有些人因為無法融入，最終決定離開荷蘭，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投身戰爭。令人遺憾的是，在那些離開荷蘭，投身戰爭的人之比率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代爾夫特。

你決定將戲劇融入語言教育之中的理念是什麼？最初有怎樣的結果？

在2014年，特別課程第一年的最後，學生的詞彙量有明顯的進步，但他們的溝通技巧仍然不佳，因此我們決定在第二年要更注重這方面的發展。為了達到該目標，我們安排了一位教戲劇的老師。這使到學生的自信和表達自我的能力有明顯增長，但說話的流暢度仍然不如預期。

2016年，我們決定將重點放在讓學生能夠述說關於自己的故事。我們將這名為「語言劇場」，聚焦於通過戲劇課教授語言。

最初，一切都很混亂。學生的背景、年齡和教育程度太不一樣了。這些來自索馬里、厄立特里亞和敘利亞的青年男女，年齡介乎十四至十八歲，有人幾乎不識字，也有人擁有高學歷。這導致學生群組之間發生衝突和欺凌現象，有同學在課堂外，人身安全還遭到威脅。戰爭帶來的影響在他們身上清晰可見。

你在這次經歷中遇到怎樣的挑戰？你如何以佛法修行跨越這個挑戰？

我開始對任何可能變成衝突的徵兆感到敏感，有時甚至會顫抖、講不出話，影響我作為教師的表現。通過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Nam-myoho-renge-kyo）」（唱題），我發現，首先我要接納學生的母國烽火連天這個事實，鼓起勇氣面對現實。之後，我明白到儘管背景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我們仍然能夠以真心回應真心，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們鼓勵大家進行對話，打散各個小圈圈，將他們混在一起，使到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需要與彼此合作。最初，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原來的小圈圈為大家提供一份安全感，好比說，就有一名學生拒絕參與有被混合過的小組。後來才得知她失去了雙親以後，便逃離了自己的國家。與其堅持要她加入，我們給她時間自己下決定。後來她逐漸能夠參與其中了。這件事讓我們明白要關注每一位學生的情況。

語言劇場帶來什麼成果？

在語言劇場中，我們特別著重於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分享自己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加強了他們之間的凝聚力，那是因為他們都開始將目光放更遠，超越原屬的小圈圈，發覺彼此都屬於一個有共同需要和興趣的社群。

貫徹「將學校融入社會，亦將社會帶進校園」的理念，我們在學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邀請家長、市政府行政人員、少數民族的楷模，例如事業成功的索馬里企業家和在聯合國難民署工作的年輕敘利亞女子，來到學校。

在會面中，學生發表了各自的想法。我們便發現他們的家長往往都對子女帶著較古板的期待，或者對他們的可能性帶著較狹隘的看法。一般而言，那些家長都希望子女能夠成為醫生、教師、警察或足球選手。

之後，我們也邀請了醫生、托兒中心的負責人、警察和市政府行政人員等不同專業的代表，接受學生訪問和錄影。

在2016－2017學年快結束時，學生上演了一齣由他們自己編寫、選角的舞台劇。學生的家人、學校的管理層和代爾夫特市的教育委員都出席了這場演出。在舞台劇開始前，每一位學生都以獨白的形式，分享各自的故事或面對未來的願望。

結論是這過程使學生在荷蘭社會中取得自信，和掌握到非自己不可的使命感。當然，學生的父母也為他們感到十分驕傲。

最近的情況怎樣？

這個計劃在學生之間、不同的民族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家長和政府之間，建立起積極正面的橋梁和理解。 2016－2017學年的尾聲，他們明顯地更加尊重彼此的多樣性，並更相信透過對話，能夠解決個人或群體間的問題。

此外，學生的自主性亦有所加強。這反映在他們將自己的故事，寫成舞台劇，並自己選擇角色一事上。這個計劃讓學生們都獲得了莫大的幸福，進而改善了他們的人生。當中有不少人之後都成功受到高等教育。

有份本地報章在其頭版報導了語言劇場的故事，並刊登了一張學生圍繞著代爾夫特市市長的合照。現在在代爾夫特市內，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類活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