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三年前发起气候罢课。当初是什么激励您这么做？

在2018年，我开始针对乌干达人民面临到的挑战进行探讨，也在那时候得知，气候变化是其中一项。虽然我们曾经在学校里学过气候变化，但是我只知道，其长期会造成天气型态的改变，并未曾意识到，实际上已经对许多人的生活带来莫大的威胁。
我想了解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对社区、人民生活与国家整体产生的影响。我才发现自己早就在国内目睹过这类冲击，像是极端洪灾、土石流与干旱，于是我决定采取行动。受到格蕾塔‧通贝里气候罢课的启发，我也开始在每个星期五抗议，第一次是在2019年1月，我选在附近的市场，至今已过了三年多了。

您自己或是其他人在抗议时，曾面临哪些挑战与风险？

在我的国家进行气候罢课活动跟在欧美是很不同的，其他非洲国家大概也是如此。在欧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参与，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完全不是这回事。在初期，我通常是自己一人，或是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举着标语牌走上街头。

首次全球气候罢课应该是在2019年3月登场。在这个全球性活动中，大家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筹办的，但是我却没办法这么做，因为我没有资源，也无法得到许可。我的作法是，拜访当地学校的校长，请求校长让我跟学生谈话并跟他们一起响应。这是我与校方的第一次接触。

乌干达人非常重视教育，许多父母拼命工作，为的就是确保孩子能够上学、升学，直到完成学业。学生因而不容易走出校园，因为可能会被迫停学或退学。所以我都是取得许可后，才进入校园去跟学生们谈论气候变化这个议题。

在组织大型气候罢课活动时，不论是取得许可或是资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还记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乌干达国会大楼前举牌抗议时，当时只有我和一位朋友艾尔顿（Elton），由于标语牌上面的字“罢课”（strike）让当局非常不开心，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活动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而下次当我还想去国会前举牌抗议时，他们因为担心会引起大众的注意或是造成混乱，干脆拒绝了我。

一些朋友和其他活动人士曾经因为在国会前示威而遭到逮捕。这些都是我们曾经面对的挑战。

可否谈谈您在2019年发起的“Vash绿色学校”（Vash green school）项目？

我在2019年发起这个项目，目的在针对偏远学校的能源贫困问题，提出符合经济利益以及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乌干达的学校中设置太阳能板和对环境友善的炉灶。我们要协助社区与学校转变为使用可再生能源，因为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负担得起、也不是每个家庭或是社区都有办法取得这些设施。这个计划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赞助，让我们能够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在学校装设太阳能板，帮助他们顺利转型。在乌干达，大多数学校都燃烧木柴来准备伙食，这意味着必须砍伐树木。这些炉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烧柴，但是可以帮助减少烹煮伙食时使用的木柴数量。

我们在学校里装设的炉灶，除了可以减少烧柴之外，还可以为厨师降低室内的空气污染。透过这个项目，我们将气候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学校、教师以及父母，让整个社区参与其中。

这个项目也给了我们机会去跟学生们谈论各种气候议题以及我们为此投入的工作，并且向他们展现，他们的声音与看似微小的行动其实具有变革世界的力量。直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3所学校的装设工作。

您在这些孩子和他们家人的行为、态度方面，看到哪些改变？

我们会回学校去了解他们的回馈意见。那些炉灶大幅减少了厨房中的空气污染，而且多亏太阳能板带来电力，学生们可以读书的时间变长了，因为下雨天时教室往往是昏暗的，根本不利于阅读。由于这些情形的改善，入学的人数也增加了。

您也提出强烈的诉求，希望保护与乌干达毗邻的刚果盆地雨林。可否请您多告诉我们一些？

2019年，我在乌干达坎帕拉的一场扶轮社活动中发表演说，演说之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世人没有注意到发生在刚果雨林的事。当时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开始研读资料并学习有关刚果雨林的状况，才得知那里一直有非法砍伐、道路建设以及开采矿产这类情形。我记得有一篇文献写道，按照目前的破坏情形推估，刚果雨林可能会在2100年以前完全消失。考量到这是全世界第二大面积的雨林，相关的资讯却那么少，实在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雨林中存在着濒危的物种，譬如像是霍加狓（长颈鹿科中一种动物），而刚果雨林是霍加狓唯一的栖息地。除此之外，超过7500万人的生存仰赖此雨林的存在，这里更是数千种鸟类、动物与植物生长的家园。我发觉自己必须开始谈论这件事。

我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在家里进行。举例来说，我会制作一张写着“拯救刚果雨林”的标语牌，透过社交媒体分享出去，我不断重复进行。记得在第十五天，格蕾塔‧通贝里转推了我上传的关于刚果雨林的推文。接下来许多人便开始参与、集结，并分享雨林的照片。我那时才了解，有些人根本从未意识到这个雨林的存在，更遑论那边的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很有可能在人们不知道其存在的情形之下就消失无踪。

202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美联社将您从一张青年气候活动人士的合照中裁切掉。您的回应强而有力，说道:“你们裁掉的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整个大陆。”您可以谈谈这件事吗？

当我看到他们发布的照片时，觉得又沮丧又伤心。我在记者会上不断强调的重点之一，就是聆听活动人士心声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来自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区域的人士。因此，当我发现自己既没有在照片里，也没有在报导中被提到时，真的感到非常挫折、非常失望。

非洲大陆的碳排放量不到全球的百分之4，然而我们却看到，有那么多非洲人民因为气候危机的严重冲击而受尽苦难。光是在今年，非洲东部的旱灾就已经导致超过2600万人断水断粮，加上热带风暴安娜在非洲南部肆虐，造成许多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暴雨引起的洪水更是冲毁了人们的农地、工作场所和家园。

气候危机在非洲大陆显而易见。在平均温度超过1.2度的现况下，我们就已经在为了存活而搏斗，更遑论将来全球预计会超过1.5度的情形。目前在非洲的许多社区，已经造成了严重灾害，这些社区被边缘化，没有人聆听居民的心声，也没有人为他们的故事与遭遇发声，他们正承受着极大的苦难。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危机终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也许你本人不会亲眼看到，但是你的子孙将会受到影响。

越早让人们理解到这是一份人道责任，我们就能越早采取行动，建构一个对全体人类而言可持续、公平且健全的未来。这不仅攸关个人，而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这攸关让世界变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园地。看到邻居过得幸福快乐，看到隔壁的小孩有饭吃，或是可以顺利完成学业，这些是人生中真正令人高兴的事。

您也曾经强调，女童教育是对应气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为我们详加说明吗？

当人们讨论气候解决方案时，通常提出的是太阳能、绿色空间或是电动车等这类建议，从来没有人将女童教育视为一个解决对策，或一个颇具效果的方法。“缩编项目”（Project Drawdown）列举了100种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其中影响力排名第五的方案，就是女童教育以及计划生育。

一旦妇女自强了，女童受教育了，这不仅为她们个人带来益处，其成效更会注入家庭、社区以及世界整体。

这也有助于减少为数众多的妇女和女童在气候危机恶化时所面临的不平等现况。在很多社区，不分年龄的女性都在气候危机中首当其冲，特别是在乡村，因为她们肩负着为家人提供食物及饮水的责任。为了家人，她们必须走上好长一段路去汲水。一旦家人无法再照顾孩子时，有些孩子必须停止学业，而必须放弃学业的，往往又是女童，很多人因此被迫早早走入婚姻。

教育妇女及女童，使她们自强，将有助于减少上述的不平等现象，更会建立她们的韧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池田大作会长长期以来主张二十一世纪是“女性的世纪”，也是“非洲的世纪”，这是基于“最痛苦的人最有获取幸福的权利”的佛教哲学。他曾在2005年与环境活动人士旺加里‧马塔伊博士会面，就女性的力量及其他议题进行讨论。

我非常推崇旺加里‧马塔伊的成就，多么希望在学校中能够认识更多这类女性及她们了不起的贡献。旺加里是我的模范，我深信她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伟大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她身上学到好多事情。

2019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建设非洲未来”（Youth For Future Africa）的小组，之后发展成“崛起”运动。崛起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气候罢课，我们在国内不同地区规划、组织活动，聚集尽可能多的青年，到学校跟他们见面，一起抗议表态。此外，我们也规划工作坊与技能发展课程，以学习身为活动家，我们能如何更完善地推进活动及谈论正影响着生活及社区的议题。

崛起包含许多项目。除了我之前提到的绿色学校项目，还有“多种一棵树项目”(+1Tree Project)，由伊夫琳・阿查姆（Evelyn Acham）带领大家种植果树，将果树分送给许多家庭。另外一个是艾萨克・森图姆布韦（Issac Ssentumbwe）主导的“女孩动起来倡议”（Girl On The Move Initiative）。这是一个技能发展项目，协助乡村女童及妇女学习足以让她们成为自雇人士或求职时所需的技能。我们相信，在一个气候正义的世界中，女性能够获得资金，能够有收入，能够打造符合环保的家，孩子们能够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崛起致力于确保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张面孔都能被看见。我们竭尽所能，让每位活动人士，不论他们从事运动的资历深浅，都能拥有一个发声及露脸的平台。

在您的著作《更伟大的图景──将非洲的声音带入气候行动的奋战》（A Bigger Picture: My Fight to Bring a New African Voice to the Climate Crisis）中，您提出改变社会的10种方法。您有没有特别想对青年传达的讯息，尤其是全球北方的青年？

我相信，年轻朋友们常常自问到底能帮上什么。在我看来，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大步了。 我一向建议，在自己所在之处找一个已经有在办活动的团体，没有必要单打独斗、从零做起。如果你在自己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团体，但是想参与，那么我会建议就由你来发起吧！你不需要很多资源，只需要一张标语牌，用一支马克笔写下要传达的讯息，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出去。我当初就是这么做的，这也一再提醒我，任何行动或是声音，都可以引起改变。

我认为，重要的是让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的意见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并且已经在转变世界了。他们的行动同样如此有力，也正在改变许多人的人生。我们也许无法推动全球规模的计划，但是我们却已经在地方层级上看到改变，那就是当我们将这些项目带入社区时，居民脸上展露的幸福笑容。

不论你采取什么行动，也许是在社区中推动小型项目，或者是与你的家人朋友对话，都是在为环境、为这个星球、为人类尽一份心力。勿以善小而不为，再小的行动都能变革世界。

你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想要为难民工作？

随着更多难民进入荷兰，特别是我的故乡代尔夫特，难民青年的人数亦不断上升，他们因为母国的战乱，多年来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大约于十年前，荷兰的教育当局开始为他们提供特别课程，以收窄教育的差距。但是这些课程并不是很足够，而学生持续因为缺乏信心和表达自己的能力而烦恼不已。他们在战区的恐怖经历，影响他们吸收新资讯的能力，因为他们满脑子仍然充满战争的事情。

在几年前，一名叫杰伦‧范德齐伊德（Jeroen van der Zijde）的社工赞同并加入我的计划。我们开办一种为难民提供额外语言教学的特别课程，并教导他们如何在社会上自立自强的特别课程。

以你的学生为例，难民在荷兰社会以及学习荷兰语的过程中，面对什么困难？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缺乏与当地同侪接触的机会，而导致缺乏口语沟通的技巧。例如，其中一名学生虽然已经在荷兰生活数年，但仍提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拥有一位荷兰人朋友，而且他并非例外，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遗憾了。

学生经常因为安全感，而只留在与自己相同种族、国家或宗教背景的圈子生活，这现象导致他们更加觉得自己与荷兰社会格格不入。有些人因为无法融入，最终决定离开荷兰，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投身战争。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些离开荷兰，投身战争的人之比率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代尔夫特。

你决定将戏剧融入语言教育之中的理念是什么？最初有怎样的结果？

在2014年，特别课程第一年的最后，学生的词汇量有明显的进步，但他们的沟通技巧仍然不佳，因此我们决定在第二年要更注重这方面的发展。为了达到该目标，我们安排了一位教戏剧的老师。这使到学生的自信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有明显增长，但说话的流畅度仍然不如预期。

2016年，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让学生能够述说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将这名为“语言剧场”，聚焦于通过戏剧课教授语言。

最初，一切都很混乱。学生的背景、年龄和教育程度太不一样了。这些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叙利亚的青年男女，年龄介乎十四至十八岁，有人几乎不识字，也有人拥有高学历。这导致学生群组之间发生冲突和欺凌现象，有同学在课堂外，人身安全还遭到威胁。战争带来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清晰可见。

你在这次经历中遇到怎样的挑战？你如何以佛法修行跨越这个挑战？

我开始对任何可能变成冲突的征兆感到敏感，有时甚至会颤抖、讲不出话，影响我作为教师的表现。通过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Nam-myoho-renge-kyo）”（唱题），我发现，首先我要接纳学生的母国烽火连天这个事实，鼓起勇气面对现实。之后，我明白到尽管背景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我们仍然能够以真心回应真心，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们鼓励大家进行对话，打散各个小圈圈，将他们混在一起，使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需要与彼此合作。最初，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原来的小圈圈为大家提供一份安全感，好比说，就有一名学生拒绝参与有被混合过的小组。后来才得知她失去了双亲以后，便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与其坚持要她加入，我们给她时间自己下决定。后来她逐渐能够参与其中了。这件事让我们明白要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况。

语言剧场带来什么成果？

在语言剧场中，我们特别着重于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那是因为他们都开始将目光放更远，超越原属的小圈圈，发觉彼此都属于一个有共同需要和兴趣的社群。

贯彻“将学校融入社会，亦将社会带进校园”的理念，我们在学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邀请家长、市政府行政人员、少数民族的楷模，例如事业成功的索马里企业家和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的年轻叙利亚女子，来到学校。

在会面中，学生发表了各自的想法。我们便发现他们的家长往往都对子女带着较古板的期待，或者对他们的可能性带着较狭隘的看法。一般而言，那些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够成为医生、教师、警察或足球选手。

之后，我们也邀请了医生、托儿中心的负责人、警察和市政府行政人员等不同专业的代表，接受学生访问和录影。

在2016－2017学年快结束时，学生上演了一出由他们自己编写、选角的舞台剧。学生的家人、学校的管理层和代尔夫特市的教育委员都出席了这场演出。在舞台剧开始前，每一位学生都以独白的形式，分享各自的故事或面对未来的愿望。

结论是这过程使学生在荷兰社会中取得自信，和掌握到非自己不可的使命感。当然，学生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十分骄傲。

最近的情况怎样？

这个计划在学生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家长和政府之间，建立起积极正面的桥梁和理解。2016－2017学年的尾声，他们明显地更加尊重彼此的多样性，并更相信透过对话，能够解决个人或群体间的问题。

此外，学生的自主性亦有所加强。这反映在他们将自己的故事，写成舞台剧，并自己选择角色一事上。这个计划让学生们都获得了莫大的幸福，进而改善了他们的人生。当中有不少人之后都成功受到高等教育。

有份本地报章在其头版报导了语言剧场的故事，并刊登了一张学生围绕着代尔夫特市市长的合照。现在在代尔夫特市内，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类活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