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以赴──访谈比阿特丽斯‧菲恩

一位女士在大型讲台上发言
2017年12月10日,菲恩执行总监在ICAN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仪式上致词 (照片来源:Jo Straube; © ICAN)

比阿特丽斯‧菲恩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简称ICAN)的执行总监。ICAN是一个旨在促进各国遵守、执行联合国禁核条约的非政府组织联盟,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是这个联盟的一分子。《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TPNW)于2017年7月被通过,ICAN功不可没,因而于同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菲恩执行总监在创价学会日报《圣教新闻》2021年1月的访问中谈及如何使世界不再受到核武器的威胁以及ICAN与SGI的合作关系。

2020年10月24日,洪都拉斯成为批准TPNW的第五十个国家,满足了条约生效所需的条件。请问您收到消息时身在何处?

我们与洪都拉斯政府及其他正赶在年底前完成批准程序的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我们一整天都在与洪都拉斯政府联系。他们提交批准书后,联合国法律事务厅证实已收到文件,且文件正确无误,说他们会受理。

我们需阻止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不能封城然后研发对抗核战争的疫苗。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就太晚了。

我们当然感到十分欣喜。一方面, 这仅仅是批准。不过,能走到这一步,促使条约生效,意义重大。重要的是,这发生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七十五年之际。核武器课题当时受到广大关注,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切。我明显感受到,他们认为批准条约即是对原爆幸存者致敬。

原爆幸存者在我们的运动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在前线行动,进行公众教育。我们为了他们而努力。条约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于广岛和长崎发生的惨剧不会发生在任何其他城市,而原爆幸存者的证言是这背后的驱动力。所以,对于整个运动而言这确实是别具意义的时刻。

自TPNW于2017年被通过已超过三年。您如何评价这三年半的期间?

我们实在难以预期需花多久时间才能使条约拥有五十个批准国。我们希望的是三年或两年半。可我们也知道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毕竟这需要经过很多不同的程序。因此,我们总是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标。

相较于其他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我认为TPNW的步伐相当快。起初,我们很担心新冠疫情会减缓TPNW的进程,但事实上情况却相反。

您认为TPNW能获得五十个国家批准的关键是什么?

2016年5月,联合国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期间,ICAN的活动家装扮成核弹,表达他们对于一个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即将被创立的信心 照片來源:Tim Wright, CC BY 2.0

在我看来,若有核武器国不那么积极反对TPNW,条约的进程或许能更快更顺利。然而,即便与有核武器国的关系良好,许多国家仍坚持批准条约,因为他们对废除核武器的立场坚定。违逆强国对小国而言不容易,但现今有51个国家批准了条约(访问时的数据),显示这些政府非常重视这个课题。他们相信条约是前进的方向。我感到这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们并不把任何政府的参与当作理所当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使我们向消除核武器的终点迈进一步。我想我们应谨记这一点。

具体而言,您认为TPNW如何影响核裁军的现况?

长达将近七十五年,世间主流的观念是: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是无可厚非的。条约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它完全禁止所有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国际法,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受到制约。

直到现在,核武器几乎被视为有利的存在。拥有核武器即拥有权力和影响力。例如朝鲜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响不大,却只因为持有核武器,当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主席在新加坡会面时,关系看起来是平等的。

我认为将核武器看得如此重要,赋予它这么多威望和力量,是极其危险的事。条约所做的其实是暴露核武器丑恶的性质,使其难以被使用,不仅是有核武器国,依附核武器国更应该将核武器视为可耻之物。条约向制作核武器的公司施压、向投资这些公司的银行和养老基金施压、向那些研究员和工作人员正在制造核武器的大学施压。

当你置身于广岛和长崎……你就能了解到这世上还存有这些武器,它们能于几秒之内造成如此惨烈的破坏。

条约向各方施压,令核武器显得更有争议性、更不可取、更可怕、更不光彩。我认为只有这样,核武器才能被消除,必须剥夺它们的地位,让它们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障碍、一个耻辱。

2018年,您访问了广岛和长崎,与长崎的原爆幸存者交谈过。访问中,您强调有核武器国的领导人应访问广岛和长崎并聆听原爆幸存者的心声。

在当地的感受非常强烈。我认为废除核武器的其中一项挑战是: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很抽象的课题。多数人从未见过核武器,也不清楚它们具体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大。核武器课题似乎只是技术性,甚至是理论性的议题。

当你置身于广岛和长崎,你就能了解到这些是真实存在的武器,能了解到这世上还存有这些武器,它们能于几秒之内造成如此惨烈的破坏。

我的看法是许多领导人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愿意考虑这个层面。他们只专注于利用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却不看使用核武器的后果。

一群人聚集在挪威议会大楼前。
2017年,在诺贝尔颁奖仪式的前一天,活动家以纸鹤装点位于奥斯陆的挪威议会大楼。纸鹤由广岛女学院大学的学生赠予,象征和平和朝向无核武器世界的行动 (照片來源:Ari Beser; © ICAN)

因此,我认为有核武器国的领导人访问广岛和长崎极为重要,需在当地观察、倾听、真正了解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他们的专家并不了解核武器的真实面貌。原爆幸存者才是真正的核武器专家。他们看过核武器的真实效果,感受过核武器的杀伤力,目睹了核武器如何残害家人与家园。身为决策人,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这样的认识。

在您看来,新冠疫情是否影响了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

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给目前正在受苦的人,例如生病或失业的人造成压力。我们不能强硬地要求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优先考虑核武器问题。

然而,我们能从其他角度思考。例如,这是二十一世纪安全保障上的挑战。我们正在对抗全球大流行疾病,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而核武器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丝毫没有帮助。从更广的层面而言,核武器反而耗费资金。在美国,已有超过30万人死亡(访问时的数据),却还未有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失业补助不足,缺乏在疫情中保护人民的措施。可美国却把这些钱花在核武器上。

菲恩执行总监与三名男士坐在会议桌前的特写照片
2016年5月于日内瓦,联合国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 ICAN)

如今,要想保护人民,就需要好好照顾他们,与他们同一条心,并做长远的打算,规划医疗和社会服务。在现今的危机中需这么保护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了解到人们对于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思维更开放了,愿意重新评估我们是否需要核武器。我们需要有开创性的思维。

另外,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重视科学的角度。不少科学家数十年来警告将会有大流行病、气候会有异常变化。科学家指出情况将会很糟糕,如今他们的预言实现了。科学家也指出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最终核武器将会被使用。

所以,我想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些最坏的情况将成真。我们需阻止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不能封城然后研发对抗核战争的疫苗。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就太晚了。

我们必须学会互相合作,或许新冠疫情将促使我们在废除核武器和对抗气候变化方面有更良好的协作。

我非常同意。当世界发生重大的改变,往往产生了更新更好的事物。例如,世人因生灵涂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开始成立多边机构──联合国、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而这些机构开始订立条约。于是产生了《生物武器公约》,在战争时维护基本人权和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以及禁止化学武器、地雷、毒气、特定武器的公约。自然,这些机构未必完善,可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之间的合作方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人对核武器没有好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核武器,可是不认为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我认为新冠疫情能带来类似的影响。我们身在其中可能难以看清,但我可以想象身处1946年1月的人们也难以设想未来。或许人们没想到联合国能上轨道。几年后,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好的未来,但这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您对那些对废除核武器感到无能为力的人有些什么建议?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人对核武器没有好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核武器,可是不认为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事实完全相反。有很多事情可以做,ICAN和TPNW便是在民众的集体智慧中诞生的。ICAN由民众发起,一群平民开始谈论一个构想,与各地政府合作。即使是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

我们在讨论核武器时往往只关注有核武器国的领导人──特朗普、普京、金正恩和马克龙,才会感觉这个课题离自己很遥远:“我怎能使特朗普改变主意?”既然不能,我们就需要从周围开始,从自己的政府、养老基金、银行、城市、大学、工会、教会或信仰团体开始。世上仍有许多网络、组织和社群对世界产生影响。我们有时将视线放得太远,忽略了眼前的事物,忘了自己的影响力。

这就是ICAN这类联盟的力量──让各个群体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一起采取行动。例如,人们能觉得:“即使我未必能让自己的政府改变政策,却可以在大学内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也能开始与自己的银行对话。”不同组织在各方面努力,就能共同起作用,带来真正的改变,推动全球议题。

着眼于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可以进行的活动,明白到这些努力对全球社会的贡献也非常重要。例如,我认为SGI非常了不起。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一个创价学会团体,总会遇到当地的创价学会会员。这样的方式很理想,有地方上的视角,全球的连结性。

您能形容ICAN与SGI之间的关系吗?

SGI是我们长期紧密合作的伙伴。能与SGI东京总部的职员以及世界各地的会员密切交流是我们的荣幸。

在我看来,这就是信仰组织的力量,能动员、鼓励人们全心投入。

我们在许多方面与SGI有良好的合作──总体的工作、在日本的工作、与信仰组织之间的工作。SGI在我们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我们曾一起筹办非常棒的项目──范围广泛,包括区域性会议。例如,我们曾与SGI合作承办加勒比海地区的项目。

我们与SGI一同举办了这区域性会议,各个加勒比海国家的外交官和各方专家齐聚一堂,SGI和ICAN也作了报告,会议成果丰硕。

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七个月,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签署、批准了TPNW。甚至是,在这场会议结束后一年半的今天,几乎所有加勒比海国家都参与了条约的进程。虽然仍有一些国家未签署或批准TPNW,却已是支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了。

若没有这场会议,我们无法达到五十个批准国。这其中的许多批准国是在会议后加强对TPNW的支持的加勒比海国家。

菲恩执行总监和一群人站在岸边举着“禁令已到”的标语。
2020年10月24日,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获得五十个国家批准,满足了生效所需的条件 (照片來源:Aude Catimel; © ICAN)

还有,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创价学会会员以及其他信仰组织一同教育、动员民众。我认为宗教和信仰能很好地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即便掌握了所有的资讯,如果不是有所感悟省思,认为自己也能为共同的目标贡献己力,人们也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信仰组织的力量,能动员、鼓励人们全心投入。

废除核武器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非常期盼能继续与SGI合作,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深化我们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