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蓝图：米丽安•维莱拉谈《地球宪章》对繁荣与可持续未来的愿景
米丽安•维莱拉（Mirian Vilela）是国际地球宪章（Earth Charter Internationl，简称ECI）的执行理事，也是引领可持续未来的全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她在此详述，我们可以对未来抱持希望的原因，以及在推动全球变革中，《地球宪章》极具重要的原因。维莱拉曾任职于联合国秘书处，之后是1990年代ECI设立过程中关键性的人物。维莱拉取得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以及哥斯达黎加拉萨尔大学（La Salle University）的教育学博士学位。
通往《地球宪章》的路：开创性的全球伦理准则
《地球宪章》由16项原则组成，共分为四大面向：
一、对生命全体的尊重与关怀
二、生态完整性
三、社会公正与经济公正
四、民主、非暴力与和平
有鉴于其内容及其形成的过程，《地球宪章》也广泛地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起点或道德基础。
维莱拉博士，您作为《地球宪章》的居中协调角色，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这段经验？
好的。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或称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在巴西召开。首脑会议筹备过程中包含《地球宪章》的制定，当时为确认哪些价值与准则应被纳入《地球宪章》而进行了磋商。然而，政府间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之后，经过许多年的讨论，《地球宪章》终于作为一份民众的倡议发布，并成为适用于人类与社会的全面性伦理原则宣言。
我在21岁时进入联合国工作，并参与了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的筹备。在那之后，我有幸加入新阶段的地球宪章倡议（Earth Charter Initiative），并有机会直接与几位世界知名的领导人共事，包括当时首脑会议的秘书长莫理斯•斯特朗与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深感人类一定要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斯特朗同样认为需要有一套价值观与准则，来帮助人类规划未来蓝图，他将《地球宪章》视作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中尚未完成的任务之一。两位人士也都敏锐地察觉到，由于各国的立场取决于自身强烈的国家利益，政府间协商就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因此他们相信透过人民参与过程来建立道德的指南针，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做法――这在30年前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治理概念。
因此，《地球宪章》的构想虽然源自于联合国，其后的发展却超越了联合国的既定框架，成为一项各地民众共同参与的全球性运动。宪章传递强而有力的希望理念，并鼓励我们于所在之处采取行动。
我认为《地球宪章》是一个类似指南针的工具。当我们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及该往何处走时，会使用指南针来帮助指引方向。道德的指南针便有这样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仔细考量所做的决定、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我们希望在路途上留下怎样的足迹。
《地球宪章》的内容建立在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发表的《里约宣言》以及其他多项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具体细项，那么《地球宪章》就是基础，它阐明了人类为实现可持续未来的目标时，所需的行动准则。
《地球宪章》鼓励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全球社群的一份子，并呼吁每个人都应承担责任，为人类大家庭及广大生命群体当前及未来的福祉努力。在我们自身所在之处采取具体行动时，扩展作为世界公民的视野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自身看待世界时的“盲点”，透过这点，我们可能察觉到自己的视角往往偏于狭隘而导致误解。因此，透过与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交流对话，有助于打破成见。
制定民众的宪章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2000年6月29日《地球宪章》发布时表示，在将近5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签署了许多文件，但是《地球宪章》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他还说，宪章与其他文件的最主要差异在于，它“不单只是一小群人的努力成果，而是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人的看法、希望与梦想的结晶。”
《地球宪章》如何成为民众的宪章？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会长池田大作对此的贡献是什么？
池田博士在《地球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针对草案提出宝贵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亲身实践对话的行动，具体展现了与所有文化背景的人们建立连结并共同合作的精神。
《地球宪章》鼓励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此不仅体现在咨询和起草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宪章应用及诠释的各种形式中。在起草和咨询的过程中，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专家及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认真诚恳地进行对话，交换意见，除了讨论了《地球宪章》中应该涵盖的价值及原则，更仔细推敲用字遣词和语气。加上征询了民众的看法，宪章的内容逐渐得以去芜存菁。我曾近距离亲眼目睹他们讨论的过程，也记得自己在看到这些世界知名人士如何斟酌每个字句，甚至花上数年的时间达成共识而感到惊叹不已。我还记得那时与SGI代表共事，前往亚洲各国，希望提升人们的意识并鼓励他们一起投入，同时也交换意见，以免宪章过度偏向西方观点。
推动《地球宪章》成为全人类指南针的其中一股力量，源自池田博士坚信团结能够超越地域、世代与意识形态的界线。
成为世界公民的必要特质
2024年3月，您于日本的创价大学毕业典礼致词中，引述了池田会长199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说。您特别提到池田会长在这篇演说中阐述的世界公民应具备的特质：
一、具有深刻认识生命相关性的“智慧之人”。
二、对人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不畏惧、不排斥，而是去尊重、理解，并视这些差异为成长资源的“勇敢之人”。
三、对受苦受难的人，无论远近，都能给予关怀提携的“慈悲之人”。
在不同的文化及宗教背景间，促进对彼此的好奇心以及进行对话，这对于建立连结与促进和平文化有什么帮助？
在池田博士的思想中，有两个重点让我特别感兴趣。第一是推动宗教间的对话，第二是采取积极行动以鼓舞年轻世代。这些与我们在ECI将近30年间持续进行的工作相当一致。透过参与各种对话场合的经验及对池田博士生平的观察，我深信对彼此的好奇心是建立连结的关键。
《地球宪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的发展主要应该着眼于让生命内涵更丰盛，而不是物质上拥有更多。”就这点来说，我从池田博士的“人间革命”（人性变革）哲学中学习到，自身的成长必须伴随着与他人对话，以及对周遭环境做出贡献。人间革命的哲学与《地球宪章》的精神有许多共通处。《地球宪章》强调我们对未来世代的福祉负有责任，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必须认知到，地球是一个单一的生命体，超越国界、文化与世代。
池田博士在全球弘扬了万物彼此关联且相互依存的生命观，这也是和平文化的基础。类似的观点不仅存在于《地球宪章》中，也可以在其他哲学思想中看到，譬如非洲的“Ubuntu”（乌班图）哲学就如此教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是个喜欢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会面、交谈的人，也总是想更了解对方，并乐于搭起文化间的桥梁。我相信，当我们透过对话与他人产生连结，了解对方及其背景后，会比较容易理解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和平共处，并感谢周遭的一切。这与人间革命的哲学与实践相呼应。
坚信未来
我们如何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克服在面对全球挑战时所产生的冷淡、无力感以及漠不关心的感受？
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许多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能否改变现况，并构想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角力，人们的看法也偏向两极化。
一方面有人对现实状况感到挫折，不相信世界会变得比较好。事实上，人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怀着绝望与怀疑过日子。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就算面临种种挑战、就算还没达成目标，我们仍不放弃希望。我们能够在社会上推动重大的变革。除了相信世界会有改变，并且朝此目标努力迈进外，别无选择。
在新闻报导中，我们似乎只听到各种危机，像是战争、贫困及气候变化。这的确是现实的一部份，但我仍然相信许多好事正在发生，正面的改变也开始发生。举例来说，资讯在现今被传播的声量以及速度，在50年前根本无法比拟。与其被绝望的浪潮淹没，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照亮黑暗的希望，并在应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要不要相信我们有改变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
由于这种获取信息和沟通的崭新途径，如今有比以往还多的人开始关注、关心且愿意为社会进步奉献心力。这是值得高兴的现象。我相信，人类对于自身与大环境相互依存的认知程度正处于一种典范转移的阶段。在迈向更具关怀精神的世界，以及在人类意识层面带动深刻转变的过程中，我看到孕育变革的巨大可能性。
毫无疑问地，我们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被解决及改革的挑战与问题。然而我相信，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去相信，人类具有行善及带来变革的潜能。就如同池田博士所呼吁，我们绝对可以在意识上掀起变革。在巴西，奴隶制度曾存在超过三百年，当时被认为是正常且可接受的制度，甚至是造就该国经济的主要支柱。直到有一群人开始质疑并决定终止这一切。这正是人民为改变而发声。他们的决心、团结与热情彻底翻转了无力与绝望。
为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更公正、可持续及和平的地球，每个人都能有所贡献，甚至仅是对邻居微笑这样简单的小事。无论那一滴水有多小，都会激起涟漪并向外扩大。希望及积极行动的水滴将带动喜悦的涟漪，终将激起万丈水花。
来源： 2024年4月18日日本创价学会刊物《圣教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