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幸福的指针　
第十章　生也欢喜，死也欢喜（10-5）

　　我曾两度应邀在全美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演讲（1991年、93年）。在第二次演讲论述了佛法的生死观──“生也欢喜，死也欢喜”。
　　当时的柯库斯（Harvey Cox）院长给予评价：“针对死亡，池田先生介绍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观点。”
　　“死亡”并非一切的结束。无论“生”或“死”，都是永恒生命的一面。生根于妙法的生死，是以永远常住的伟大生命为舞台而上演的戏剧。彻底为广布奋战，必能在一生中构筑、巩固绝对幸福的境界。此人能永远走在“生也欢喜”、“死也欢喜”的生命轨道上。
　　出生的场所也不局限于地球。许多研究学者推测──在这宽广的宇宙中，许多行星有生命存在。
　　《法华经》展现宏伟的宇宙观，述说宇宙间存在众生居住的国土不计其数，这也与最尖端的天文学见解一致。或许有的星球住的都是善人，有的星球像地球般，有许多狡猾之徒。
　　或许有的星球能从早到晚享受美妙音乐，活得健康又长寿，感受一切喜悦。己心之作用与大宇宙的作用节奏吻合，就能以自己希望的姿态诞生在所愿之处（《法华经并开结》中说示“自在所欲生”，380页）。这就是佛法的真髓。
　　户田先生经常将死亡比喻为睡眠，就好像人在熟睡后，隔天早上恢复精神，朝气蓬勃地醒来一般，贯彻唱念妙法而过世的人，在经过“死亡”的休息后，立即又出生，回到广宣流布的行列。
　　大圣人在《御书》中，再三地教示关于“临终”之事。
　　“（唱念妙法的人临终时）多么欢喜啊！这不是只有一佛、二佛，也不只是一百位佛、二百位佛，而是千佛伸出手来迎接我们，真是难掩欢喜、感动的泪水！”（御书文白并列本Ⅰ226页）
　　“在你临终的时候，于生死之间（从生转往死的中途），日莲一定出来迎接。”（御书1643页）
　　“在世的时候是活的佛，现在是死的佛，生死都是佛。即身成佛的重大法门，说的就是这件事。”（御书文白并列本Ⅱ70页）
　　许多世界大文豪、大思想家，都感受到生命的永远，佛法的生命观可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是如此。
　　托尔斯泰在晚年（1907年，七十九岁）的书信中如此写道：“活着值得欣喜，死亡也感到高兴。”
　　从中可窥见大文豪战胜惊涛骇浪的一生，到达不为所动的境界。
　　回想起来，汤因比博士也对佛法的生命观深表认同。
　　我们所信仰、修行、教导、实践的，是世界最优秀的智者们追求的至高佛法。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人生。


　　摘自各部联合研修会的指导（2005年8月19日，长野）


参考
哈佛大学纪念演讲“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摘录）（1993年9月24日，美国）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留下一句名言：“万物不断流转变化”。
　　诚然，无论是人类世界还是自然界，一切都是变化的连续，一刻也不会停止于同一状态。即使再坚固的金石，长久观之，也难免受到岁月的磨蚀。对于生在所谓“战争与革命世纪”的二十世纪末的我们来说，人类社会的变化令人瞠目，仿佛走马灯般呈现你我眼前。
　　佛教以“诸行（各种现象）无常（经常在变化）”来说明变化的实相。从宇宙观来说，就是“成住坏空”，即一个世界是循着“成立、变化、崩坏，再至下一次成立”的流转。
　　从人生观论之，“生老病死”四苦，是指出生活着的痛苦、衰老的痛苦、生病的痛苦与死亡的痛苦，这一流转是谁都无法逃避的。四苦之中，尤其是“有生必有死”这个生死、死亡的课题，是自古以来一切宗教与哲学产生的原因。
　　被认为是释尊出家动机的“四门游观”故事，以及柏拉图把哲学当作“学习死亡”的说法，都非常著名。日莲大圣人也说过：“先习临终，后习他事。”（御书1479页）
　　二十年前，我也曾以这一主题，与杰出的歴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进行了长达数日的广泛讨论。
　　为什么死对于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首先，死使人发现自己的有限性。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与“权力”，早晚还是注定要死，绝对逃脱不了。认识到这个有限性，人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与不安，试图寻求永恒的事物。为此，我们学习超越动物本能的生活方式，形成人格。这也是宗教与人类史同样古老的原因。
　　然而，近代“‘忘却死’的文明”却无视生死这一根本课题，将死亡弄成是要避讳、见不得光的东西。对近代人而言，死只不过是没有了生命、空白的状态。生若是善，死则是恶；生是有，死则是无；生是条理，死则是无条理；生是明，死则是暗等，死囊括了所有负面的形象。
　　结果，这种逃避死亡的态度，让现代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讽刺的是，布列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博士将本世纪（二十世纪）称为“大量死亡的世纪”，相信这就是“‘忘却死’的文明”的结果吧！
　　近年来，对脑死、尊严死、安宁疗护、丧礼仪式，及库布拉·罗丝女士（Kubler Ross）的“临死医学”研究等日益关心，显示出重新探究死的意义，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文明总算察觉这个重大的偏见。
　　死，不单是生的丧失，更是与生并列，是构成一个整体所不可欠缺的要素。这个整体就是“生命”，是作为生存方式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不排斥死，正视死，确立正确的生命观、生死观与文化观，正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课题。
　　佛教主张“法性起灭”。所谓法性，是指在现象深层的生命真实状态。生死等一切事象，其法性遇缘而“起”（出现）、而“灭”（消灭），反复流转。
　　因此，“死”犹如人藉睡眠养精蓄锐，相当于下一次“生”的充电期间，决不该忌讳，死与生一样，是一种恩惠，应当被嘉赏。
　　所以，大乘佛教的精髓《法华经》阐明，生死流转的人生目的，在于“众生所游乐”，信仰透彻，则生也欢喜、死也欢喜，生也游乐、死也游乐。日莲大圣人也断言，是“欢喜中之大欢喜”（御书824页）。
　　“战争与革命世纪”的悲剧，留给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决定人类幸与不幸的要素，并不仅仅在于外表的变革。我确信，在下一个世纪，这样的生死观、生命观的内在变革会变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