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我的宿命
重新認識宿命讓阿妮塔・普雷熱利（Anita Prezelj）諒解父親的酒癮和認知障礙症（或稱失智症）。
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親近父親多於母親，父女之間感情深厚。可是這親密的關係，隨著歲月竟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十年前，現時八十多歲的父親出現認知障礙症初期症狀和抑鬱症（或稱憂鬱症）病徵，也大概在同一時期開始染上酒癮。雖然他並不豪飲，但由於高齡和認知障礙症的關係，即使是少量酒精對他而言也是過量。他可以數日也不飲酒，不過只要一有機會便大喝特喝，一喝起來情況就不可收拾。酒後他不是變得刁難或是興奮，而是變得更加低落、寡言，就好像他已經完全消失一般。跟他談論酗酒的問題是困難的，因為他只會矢口否認，並且像其他典型的酗酒者一樣，使出千方百計就為了飲酒。
我對父親懷盡各種感情──憤怒、憂傷、羞恥、無能為力。我對他的不幸處境寄予同情，亦懷念不復存在的昔日的父親。我看不起他和母親，有時候甚至對母親更為生氣，因為她未能規範或是阻止他酗酒。
我們姊妹倆嘗試過種種解決方法──促膝長談、說教、爭吵、懇求、尋求專業治療，但全部都白費心血。不知何故我總想設法讓他變回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父親。
身為日蓮佛法的信徒，我感到自己應當盡力把情況改變過來。我斷斷續續地朝著不同目標，如父親能夠成功戒酒，或是有一天我會不再介意他酗酒，來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Nam-myoho-renge-kyo）」（唱題），可是除了短暫地稍減痛苦之外並沒有什麼轉變，我仍堅信是「他」才應該改變那自我毀滅的行為不可。
都是他的錯
2017年身在日本時，為了想知道如何能夠藉著自己的佛道修行來改善父女關係，我曾經尋求指導。可是由於當時對父親過於惱怒，無法依照指導所說，通過唱題的力量，直視和尊重潛在他生命中的尊嚴──他的佛性。後來，在某個機會下，跟一位也曾為家長酗酒而苦惱的會員傾談，當我聽到即使自己很氣甚至很恨父親的所為，但看到並尊重他的佛性仍是可能的，才稍感釋懷。這讓我得到極大鼓舞，懷著轉換逆境、變毒為藥的決心離開了日本。
2018年7月，某位日本會員把池田大作會長對她的鼓勵與大家分享，聆聽之後我不禁深感共鳴。在她年輕時父親宣布破產，令她對他非常氣惱，並把自己的不幸完全歸咎於他。當池田會長問她是否覺得父親應該作出改變的時候，她連連點頭──當然了，她正在責怪父親呢！但是池田會長鼓勵她，與其著力改變父親的宿命，不如著力改變她自己的宿命，指出生為破產者的女兒正是她的宿命。
這個啟示令我恍然大悟，發覺自己就像一直在找錯門路一般。從那時起，我開始抱著一個全新觀念：朝著轉換自己是酗酒者的女兒此宿命來唱題。從宿命這更廣闊的視野著眼時，讓我看到更深入的層次，對於我們父女的關係開始抱著不同的看法。
尊重與陪伴
我看到父親是多麼寂寞，我看到他獨處於自己的世界中是多麼失落迷惘，他默默地忍受著，沒辦法向我們表達。可能這是由於他童年時所遭受的心靈創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發現自己孤獨無助。他的父親被送到集中營；母親和五個兄弟姊妹被逼離開斯洛文尼亞（或稱斯洛維尼亞），流亡到德國。他們的農場慘被燒光。我知道這段往事，而且總感覺父親似乎一直無法從那痛苦的經歷中走出來。
我無法改變他的宿命，我只能改變自己的宿命。
領悟到這一切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後給我帶來很大影響，我開始明白到，父親可能已盡了一切所能想度過一個美好的人生，但是已經精疲力竭。我一直把自己的不幸歸咎於他，但開始明白我無法改變他的宿命，我只能改變自己的宿命。那正是對自身的幸福該負起責任的時候。我有如釋重負之感。身為子女，我一直覺得自己有責任「挽救」父母，尤其是父親。我終於了解到，對我來說變毒為藥的真正意義是，擺脫對自己生命根深蒂固的不尊重，以及往往向自身以外尋求快速解決方法的習性。
一旦消除了羞恥和愧疚感，我不再勉強父親，逼他戒酒。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使我認識到父親在我的宿命中所起的作用：幫助我領悟到自己和別人生命的尊嚴。他教會我如何敬重他人、如何照顧自己、如何不再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而勉強別人改變。
接下來跟父母共聚的時候，我已能諒解父親的行為。儘管由於認知障礙症和聽覺衰退，跟他談話並不容易，可是我們可以靜靜地坐在庭園裡一起削蘋果。雖然只有簡單的對話，但我總算能夠找到恰當的言詞。臨別時父親把我摟在懷裡說：「快點再回家啊！有你在身邊真好！」能夠跟他共度這些溫馨時刻令我充滿感激。他一定感覺到我已不再輕蔑他。
我們談話談得比以前多，但最主要的是我們笑得比以前多。往日我們父女倆常常同時捧腹大笑，能夠重溫舊夢，讓我感到猶如覓得無可替代的至寶一般。縱然父親還是會喝酒，我也依然不喜歡他那樣，不過我終於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