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自我的艺术
曾荣获奖项的台湾历史画家杨炳辉分享他成为艺术家的历程，描述日莲佛法如何帮助他克服一连串改变人生的挑战，忠于本心，活出自我。
翻开家族史，我家男人寿命都不长，高祖1895年参加八卦山抗日殉国，当时23岁；1907年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的统治，曾祖参加北埔抗日阵亡，年仅18岁。此外，从祖父那代开始，家族就有乙型肝炎（或称B型肝炎）的遗传病史，导致父亲47岁、叔叔51岁英年早逝，而我在出生后不久就得了此病。
我的父亲是美国驻台洛克菲勒基金会疟疾研究所的研究员，由于我有学习天份，他坚决栽培我从医。我不喜欢学校里的填鸭式死板教育，更喜欢学习我感兴趣的事物──生物学、绘画、武术和乐器演奏。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
15岁时，我想要一台显微镜来观察昆虫和植物，但显微镜的价格太高，我的父母负担不起，就萌生自己制造显微镜的想法，没想到居然研究成功。甚至因此赢得了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的银奖。尽管我取得了成就，但我的父亲仍生气地摔烂我珍爱的标本，并把我赶出了家门。
然而看到他饱受疾病和经济困难的折磨，让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1980年，我考上国立中兴大学化学系。当我在大学一年级休学时，我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他在被告知患病后仅11天就撒手人寰。在失怙之痛的同时，我彷彿看到了这可能也是自己未来的一幕。
崭新出发
悲痛欲绝的我无心再读书，于是决定离开大学，为我发明的显微镜建立一个销售和制造公司。把不擅长的财务和管理交给我的商业夥伴，自己则专注于公司的技术和生产方面工作。
业绩蒸蒸日上，但由于我对商场经营和法律一无所知，以致相识多年的伙伴掏空资产，就这样面临倒闭了！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要与病魔斗争，还要面对经济困难的宿命。
我在日莲佛法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加入了台湾创价学会。
当时，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鼓励我通过这个信仰，一定可以转换宿命！我在日莲佛法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1983年24岁时加入了台湾创价学会。让我下定决心加入的理由是认同创价学会三任会长的反战情怀与和平理念。
不久之后，我决定开办科学实验教室，实施约翰‧杜威和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的教学法──强调儿童独立和通过经验学习的重要性。我租了一间小教室，开始时只有几张桌椅。然而课程很快就受到了欢迎，并有了稳定收入。在29年的授课生涯里，我培育过千名学生，在最活跃的几年里一星期开办了多达10堂课。
1984年结婚，1990年迎接女儿出生。1995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出生两天后因RH溶血症来不及抢救而夭折。这打击让我们悲痛欲绝，但我们从绝望中振作起来，坚信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其深远的意义。于是我和妻子接下地区创价学会干部的使命，全力照顾地区会员，培育人才。
1997年儿子出生。2000年由池田大作会长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在台湾举办“西洋名画展”，当时我的妻子担任此展的导览员，受这些画作的启发，我决定开始尝试油画，此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
描绘历史
虽然我原本就擅长植物绘图，但没想到过去描绘台湾地景的画作意外得到了好评，因而引导我开始举办画展，并在2002年幸运地在澎湖国际地景艺术节中获奖。
之后我开始画一幅有关台湾英雄郑成功的史画。他在17世纪解放了被荷兰统治的台湾。这幅画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曾经在台南的郑成功博物馆展出，甚至获得美国和日本电视台的报导。
2012年我收起科学教室，全心全意地投入绘画。同年，我听说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需一幅描绘八卦山战役的史画。我非常希望能画这幅画，尤其是我高祖在那场战役中阵亡，冥冥之中感觉这是种缘分。两年后，博物馆与我联系，委讬我绘制这幅史画。
苏生
欢喜若狂的我日以继夜地绘图，导致乙型肝炎的病况越来越严重，我被送进医院接受紧急治疗。
当医生建议我进行换肝手术时，我相信从父亲那里肩负的家族宿命，得以转换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我更加认真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Nam-myoho-renge-kyo）。
为了尽量减少肝脏被排斥的风险，捐肝者须年满18岁。幸运的是儿子正好满18岁，符合捐肝条件。多亏了他，手术成功。我康复后完成了那幅画作，并在战争博物馆展出。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写道：“妙者，苏生之义；苏生者，复甦之义。”妙不可言的是，我不仅能够克服疾病和经济困难，而且还能持续充满创作热情，描绘纪念祖先的艺术作品。我现在的理想是透过艺术建立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文化的桥樑。
来源： 2021年6月4日日本创价学会刊物《圣教新闻》
